旧档解读 | 瞿秋白与《文件处置办法》

时间：2025-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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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由瞿秋白起草、周恩来批示的《文件处置办法》（部分）。（中央档案馆藏）

1931年，《文件处置办法》由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起草，经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批准执行。这份中共最早的关于档案文件管理的规定，对我党历史文献的管理保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体现出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

据卫华、化夷所著《瞿秋白传》记载，《文件处置办法》制定后，周恩来即在上面批示“试办下，看可否便当”。此后，该办法便应用于中共中央秘书处保管文件的管理工作中。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央文库全部档案经由上海市委组织部移交中央档案馆。

形势严酷出台《文件处置办法》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斗争形势日益严酷，我党被捕人员存放于家中或随身携带的文件频频被敌人查获，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损失。为此，1930年4月，中共中央专门发文《对秘密工作给中央各部委全体工作同志的信》，其中强调：由于环境恶劣，各机关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须随时送至文件保管处保存”。同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文件保管处已经积累大约20箱文件、资料，这些都成为1931年出台《文件处置办法》后的最初管理对象。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外景（上海市江宁路673弄10号，原戈登路1141号）

《文件处置办法》共7条，规定了档案分类整理、编目、留存、销毁的原则与方法，以及资料的收集、保管等内容，行文言简意赅，简明易行，其核心在提升文件归档管理的安全性和科学性。

面向“将来” 文件备份思想超前

《文件处置办法》出台的初衷在于规范文件管理，保存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记录， “忠诚地为政治服务，为党的工作服务”。制定此办法时，瞿秋白高瞻远瞩、思想超前，充分考虑了文件的用途和未来，提出了备份管理原则。他在起草件的末尾加有总注： “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 ，并在“将来”两字旁打了着重圈点，这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时就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必胜信心。

周恩来阅览《文件处置办法》后，对其中的备份设想完全赞同，进而提出了重要文件最好分三套保存的想法： 一套由文件保管处保存，供日常工作利用；一套交共产国际，远程存放；一套本地异处备存。文件保管处的这套，即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央文库，自第一任保管者张唯一始，始终保管妥善。1949年上海解放后，由最后一任保管者陈来生送至上海市委组织部，后交至中央档案馆入库，而计划送一套文件至共产国际保存的设想，因受形势和条件所限，一直未能实现。异处备存的一套文件，由当时的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交由他人保管，后根据相关信息判断，文件最终被销毁。

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关于接收陈来生保管的中央文库档案证明（上海市档案馆藏）

内容翔实根据文件性质分类

在革命形势日益严峻背景下出台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一份关于档案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内容翔实、要求具体。例如，其规定 “中央及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必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应妥善置于 “只有至多两人知道的地方，同时当然要是不甚费钱的地方”，并强调文件在归档保管之前必须进行鉴定。

《文件处置办法》中还规定，需根据内容对重要文件与事务性文件分别对待，要求重要文件须装入皮箱重点保存。其中明确指出， “事务性质及小信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勿使积存，油印铅印品只须有一份保存，其余另设办法‘推销’出去”，“常委会决议的事务问题的记录可全毁，秘书处的来往字条大概都可以毁去”。同时，此办法将中央文件分为4大类：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以及材料）；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政治及组织问题记录）；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每一大类下又按政治、苏维埃、组织、宣传、妇女、军事、农民（土地）、职工、青年、党内问题分成小类。这样做，在事实上划定了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可使中央机关文件管理人员的有限精力集中在重要核心文件上，这对于夜以继日繁忙工作的早期革命者十分必要。

要求具体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维护文件的完整与安全始终是中央文库文件管理的核心要求。完整与安全的源头在归档环节，《文件处置办法》明确要求，凡属中央归档的文件一律向文件保管处集中，这为及时齐全地积累文件提供了制度保证。其中，还强调“须努力收集”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等文件，对于只印在报纸上的材料， “必须剪贴归入，一次都不要遗失”；对于中央及地方、各团体的机关报， “必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并另找一安全地点与档案文件分开保存；关于发表在报纸上 “对于反倾向及一般党类教育有很大的用处”的论文的收集，其规定应 “把历年来的机关报上之论文，编一本分类目录（并在每篇注明写作的日期）”。

这一系列要求和编目方式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文件的检全率和检准率，也为此后我党历次重要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从位于上海的中央文库调取原始文件，为整风工作的客观顺利推进作出了贡献。1943年中共中央调取六届四中全会文件，文件内容被拍成照片藏在干电池内，由特派员及时送达延安，为党内重大问题的判断提供了参考和凭证。

经历丰富巨笔成就处置办法

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是中共早期文书工作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的实施使得大量珍贵党史档案资料得以完整保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回顾瞿秋白的早年经历，可以看出制定《文件处置办法》，他具备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1920年8月，他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开办中国班，他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接触过苏联文书方面的工作。1927年八七会议结束后，他被指定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有总揽全局的文件管理工作经历。

《向导》周报第一期（上海市档案馆藏）

同时，瞿秋白还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文学界享有崇高声誉，被鲁迅先生引为肝胆相照的朋友和同志。他担任过《新青年》的主编，主编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还参与编辑过《向导》，有着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文件处置办法》用毛笔书就，下笔流畅、遣词准确、内容精炼、涵盖面广、条目详尽、方法具体，是其短暂一生留给中国档案界的宝贵财富。

信息来源：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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