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紧迫性，而日本作为明治维新后的新兴强国，成为众多中国青年求学的首选之地。黄浦江畔的日邮中央码头和汇山码头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学子、志士从全国各地汇集于这弹丸之地，扬帆东去，探求救国兴邦之道；同时，亦有无数身负绝学者负笈归来，投入中国的现代化变革中。
2月21日，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与中国证券博物馆、学林出版社共同举办2025年第2期“博约读书会”，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翟海涛老师担任主讲。翟老师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生动的讲述，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了留日学生与中国近代革命之间的紧密联系。讲座分为四个部分：甲午战后的留日浪潮、思想启蒙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孕育、留日生的革命实践，以及留日生的时代突围。
翟老师首先指出，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近代觉醒的重要转折点。战争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而日本的崛起则成为学习的榜样。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赴日留学的四大便利：路近费省、语言相通、风俗相近、力省效速。这些因素促使大量中国青年东渡日本求学。从1896年开始，留日人数不断增加，到1906年达到高潮，总人数至少在2万人以上。留日学生群体呈现出鲜明特点：年龄差距大，从10多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传统功名者众多，如陈独秀、汪精卫等；速成式教育居多，学制短、专业知识薄弱，但思想启蒙意义重大。留日学生在日本接触到大量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法律和政治学科。这些学科的核心理念如国家主权、民主政治、权力制衡等，为中国传统思想所缺乏。留日学生通过创办刊物、编译书籍，将这些新思想引入中国，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启蒙。例如，法政速成科学生编译了4套大型法政丛书，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法政教育的重要教材。同时，民族主义思想也在留日学生中孕育。传统中国缺乏现代民族主义观念，而留日学生通过学习西方思想，逐渐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陈独秀、汪精卫等人都在文章中回忆了自己思想的转变，强调了民族主义和民权思想的结合对革命的推动作用。翟老师指出，留日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留日学生都是重要力量。立宪派如梁启超、汤化龙等，通过创办刊物、参与地方谘议局等方式，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革命派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则是同盟会的中坚力量，为推翻清政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与革命派最终合流，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有留日经历的议员占比高达29.5%，显示了留日学生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影响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离不开留日学生的贡献。李大钊、鲁迅、陈望道等人通过《新青年》等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共早期领导人中，陈独秀、周恩来、彭湃、张闻天都曾留学日本，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清末民初是一个“旧纲解纽、新纲未立”的过渡时代。翟老师指出，留日学生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既打破了旧的制度和思想，如推翻帝制、批判旧文学旧道德，又开创了许多新的事物，如建立共和体制、移植法制思想、创立新式政党、提倡白话文等。尽管这些新事物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们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具有开创性意义。
讲座最后，翟老师与听众进行了深入互动。听众们就日本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动机、留日学生文理科比例、留日学生对地方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提问，翟老师一一作了解答，现场气氛热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