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确定了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在国民革命的新形势下，向警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仅创办了《妇女周报》，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任职，在国民党的工作中贯彻实施党的妇女运动方针。与此同时，向警予还积极进行理论宣传，组织领导女工罢工。

1923年8月22日，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周报》创刊，陈望道、沈雁冰、邵力子、向警予先后担任主编。这份报纸是第一份国共合作的妇女报纸。作为《妇女周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向警予也在报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宣传妇女运动。向警予对中国妇女运动时刻保持关注，发表多篇时评。其中，为号召妇女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她发表了《国民会议与妇女》《寒假中女学生应努力的一件大事》《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

▲1924年7月16日《妇女周报》

近代上海的纱厂、丝厂、烟草厂等工厂中的工人以女工为主，因此发动女工罢工是党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向警予经常深入女工群众中做工作，还鼓励知识妇女到女工农妇中去工作和学习，杨之华、王亚璋、王一知、张琴秋等上海大学女学生都受到她的影响从事女工工作。1924年向警予在上海领导过两次大罢工，在上海工运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基础。陈独秀高度评价1924年3月举行的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在近来，不但是上海劳动界一大事件，并且是全中国劳动界一大事件”。虽然同年9月举行的南洋烟草公司大罢工最终失败，但邓中夏认为罢工的规模和影响是上海两年来最大，“我们在上海差不多两年没有领导过大的罢工了，这算是第一次‘复业开张’。”

1924年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选出向警予、邵力子等二十一人为委员。12月21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向警予在会上发言，报告该会主旨，“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独立的妇女团体于国民会议，并且还要使男女人民团体做国民会议组织的主体”。之后，天津、杭州、广州等地的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1925年元旦，向警予带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会员到西门、闸北、虹口、提篮桥等地演讲，进行宣传活动。在成立两个月后，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已有会员280多人。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向警予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据李逸回忆，参加中共四大的包括“中共中央局委员”和“中央局各部分工作主干”，向警予作为“妇女运动负责人”参加大会。由于向警予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负责妇女工作，因此向警予不仅作为中央工作主干，也可能作为中央委员出席会议。

▲向警予

中共四大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对党领导的妇女运动进行了指导，并对在大革命中加强对妇女运动领导提出多项具体举措。

“本党妇女运动应以工农妇女为骨干，在妇女运动中切实代表工农妇女的利益，并在宣传上抬高工农妇女的地位，使工农妇女渐渐得为妇女运动中的主要成分”，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一般的妇女解放运动仍然是党的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私有制度不废除，妇女解放永做不到彻底；同时劳动解放运动正是向废除私有制度方面前进，故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实有极大关联。”“本党当努力在一般妇女运动中说明此种关系。”

大会指出贵族妇女运动、教会妇女运动的不足，并认为包括国民党妇女运动在内的小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女学生已“渐渐倾向革命”。“劳动妇女运动在中国虽极其幼稚，但三四年来女工风潮发生之多已表示出她们具有了原始的阶级争斗能力。对于这种运动，我们应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加入指导。”

大会提出主要的措施包括要在地方党部设立妇女部、地方党部要积极开展工农妇女运动、党的妇女部要在国民党妇女部和无党的妇女团体中公开活动等。首先，各地党部应多介绍女党员。其次，各地党部设立妇女部。中共四大上根据国际妇女会议的要求，决定在各级委员会下设立妇女部，强化机构建设，加强对地方妇女运动的领导。大会还提出要在国民党妇女（部）和无党的妇女团体之组织中开展活动。

1925年5月，向警予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提到，中共四大后，向警予每星期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日常工作。作为党中央妇女部部长，向警予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妇女运动的方针，全身心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宣传工农妇女在妇女运动中的重要性，积极领导妇女参加五卅运动，组织团结全国各阶层妇女的妇女团体。

国民会议运动失败后，根据中共四大议决案，在向警予的领导下，将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改组为各界妇女联合会，并成立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继续领导妇女争取平等的斗争。1925年3月，向警予要求在北京的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筹备中国女界联合会（后改名为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让她们与各省女代表联系，促成全国妇女大联合。4月29日，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

在1925年4月13日发表《妇女运动的基础》和《一个待解决的问题》，阐述了工农妇女是党开展妇女运动的骨干力量。她指出，“妇女运动中生活最痛苦的，只有下层妇女——工厂的女工；同时，也只有工厂女工的解放要求最为迫切”，“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要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5月1日，中国妇女协会成立，向警予参加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她指出，“希望协会注意一下下级妇女，努力群众运动”。

1925年5月，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随之到来。向警予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组织领导妇女开展反帝斗争。5月24日，向警予参加上海各界公祭顾正红的大会，并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名义发表《为日人残杀同胞宣言》。五卅运动爆发后，5月31日，向警予走上南京路参与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带队宣传，巡捕用水龙头驱赶示威人群，但她毫不畏惧，慷慨陈词。6月3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代表大会，决定在6月5日成立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以援助惨案为主要任务。向警予领导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对五卅惨案进行了扩大宣传和实力捐助等工作。

中共四大后，经向警予提议并得到党中央批准，在各地成立党领导下的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的全国统一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各地妇女解放协会是中共在地方委员会设立的公开的妇女团体，团结女工、农妇、革命知识分子，以此代替过去那些改良主义的妇女团体。“‘妇女解放协会’在全国各地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大力量。”

毛泽东曾指出，向警予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周恩来也指出，向警予是党的第一位女中央委员、中央第一位妇女部部长。蔡畅认为“中国的妇女运动由单纯争取女权运动，纳入整个革命运动的轨道，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也是同警予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在参加中共四大前后的大革命时期，向警予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在团结各阶层妇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妇女运动纳入国民革命运动，将中国妇女运动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