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0日，上海解放的第4天。陈毅市长突然接到中共中央情报部代部长李克农发来的密电，恳请他帮忙火速寻找一位名叫李静安的同志。李静安，也就是李白。

上海市军管会随即向上海市公安局发文，要求他们寻找李白同志下落。市公安局接电后，立即指定专人与李白的夫人裘慧英同志一起进行调查。在此前后，在上海多地发现了数百具被敌人杀害的革命志士的遗体。裘慧英一一赶去辨认，但都没有发现李白的遗体。

一天下午，上海蓬莱公安分局的一名留用人员向查访人员介绍说：5月7日傍晚，确有一位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去，以后听说他在浦东杨思地区被枪杀。依据这一重要线索，有关部门迅速派人深入当地查访，几经周折，终于在6月20日，于杨思附近的戚家庙以北百米处的一块荒地中（其址在今浦东新区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处东南面的绿地中），挖出了12位烈士的遗体。

其中一具遗体身穿长衫，上面弹痕累累，裘慧英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李白的遗体。经进一步辨认，这些遗体中还有李白的战友张困斋、秦鸿钧等烈士。

8月27日，上海卢家湾公安分局局长吴萍从接管的国民党卢家湾警察分局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分局巡官史致礼等的“邀功报告”：

职于今日零时五分，得淞沪警备司令部电讯科员傅若鹏通报，有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已于前一小时内破获……惜主犯秦鸿钧一名在逃未获……经电示钧长，允派警十五名协助，职即带警前往……后据屋面碎瓦追踪，在该屋外阳台里擒获一人，经核对照片系秦无讹。

同时，我公安人员又从缴获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档案中查到了史致礼因参加此次行动有功，被“记功一次”的嘉奖通报。

上海解放后，史致礼被卢家湾公安分局留用。吴萍在认真研究了有关档案后，立即向市公安局作了汇报。当晚，市公安局对史致礼实施逮捕。

经过审讯，虽确认是史致礼等奉命抓捕了秦鸿钧。但是，破坏我秘密电台，主谋抓捕李白、张困斋烈士的元凶仍下落不明。公安机关决心进一步追查杀害李白等烈士的敌特分子。

“有一个中年男子，携带一批军用通讯器材前来纳税，状态极可疑。” 

1950年3月30日，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接到上海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一则电话。分局长立即派了两名侦察员，前往稽征所。

经过仔细盘查，很快弄清了这个中年男子的情况。此人名叫李树林，曾参加国民党“军统”达10年之久。解放后，与原上海电监科主任科员唐跨凤策划过一些阴谋活动。

根据李树林的交代和揭发，公安机关立即传讯了唐跨凤。后又按照唐跨凤的供述，顺藤摸瓜，追捕到原上海电监科的尉级侦测员徐鸣秋，他曾参与整理过审讯李白烈士的所谓“口供材料”。经过审讯，徐鸣秋交代了破坏我两座秘密电台的主要凶犯是原上海电监科的中校督察叶丹秋。但解放后“不知道叶丹秋现在何处……”

与此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又接到了一封检举信，检举一个叫陈宇琛的人，“解放前曾在二厅上海电监科任职，参与过破坏李白电台”。9月3日，我公安人员前往江苏昆山，将陈宇琛捉拿归案。

经审讯，陈宇琛交代，他在电监科时，就曾参与破坏我秘密电台的活动。而叶丹秋是破坏李白、秦鸿钧两座秘密电台的罪魁祸首。叶丹秋是一个有着16年间谍生涯的军统分子，双手沾满我地下工作者鲜血。市公安局经过一番缜密的侦查部署，于9月18日，在上海将叶丹秋擒获归案。

1948年11月，叶丹秋被调到上海任职。他根据叛徒所提供的机密，拟定了侦破我秘密电台的方案以及具体的实施计划。

12月，敌人监测到一个可疑的信号，经过7天的侦测，确定电台在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一个区域。12月29日夜，叶丹秋带领大批特务包围了该区域，挨家挨户搜查，终于查获李白同志的电台，李白被秘密逮捕。

1949年1月，敌人又在卢家湾区侦测到我党地下电台的秘密信号，经过四五次反复流动测向，确定方位在打浦桥南新里附近。

同年3月17日夜里，当秦鸿钧正在紧张地发报与解放区联络时，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地，将其逮捕。危急之中，秦鸿钧来不及设置暗警信号。第二天，秦鸿钧电台的领导人张困斋去秦处联络时被守候的敌人当场抓住。

李白、秦鸿钧的秘密电台被破坏后，敌人派叛徒找李白“谈话”，遭到李白同志的痛斥：

“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是不怕死的！你休想从我口中得到半点情报！”

敌人的打手用木棍毒打李白、秦鸿钧、张困斋，还动用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各种酷刑逼供。但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们坚贞不屈，用自己的生命保守了党的机密，使敌人一无所获。

1949年5月7日，就在上海即将解放时，国民党特务头目毛森下令，将李白、秦鸿钧、张困斋等人押至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

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1951年1月，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叶丹秋死刑，立即执行。其他有关罪犯，亦分别被判处了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