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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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从设计到升起
1949年7月中旬,上海市民曾联松从报纸上看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欣喜之余,便在家里潜心设计国旗图案。他“首先考虑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于是以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进而考虑到广大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艰苦奋斗,前赴后继,不断地取得胜利,因此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每颗小星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党之意。”


▲1949年7月,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8月上旬,曾联松将国旗图案设计稿和制图说明书寄往北京。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设计的国旗图案从众多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进入复选阶段。经过微调后,曾联松的设计稿作为“复字第三十二号”,连同其他37幅作品交由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662名代表审定。
▲曾联松提交的国旗应征设计稿(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在9月25日于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拿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话音刚落,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完全赞同。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摘录(部分)(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在曾联松国旗设计稿基础上修改的图案最终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为规范国旗的制作,会议还决定拟制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29日,《人民日报》刊登国旗图案和《国旗制法说明》。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国旗图案和《国旗制法说明》(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升起。根据上海市军管会的通知要求,全市各军政机关于10月2日上午8时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其中,在江西中路的市府大楼(即原工部局大楼)门前举行的升国旗仪式最为隆重。是日8时整,来自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及所属各单位的千余名工作人员代表冒着风雨、和着军乐队的伴奏,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目视着一面长1.92米、宽1.28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此刻,众多爆竹升腾而起,清脆的声音响彻云霄,喜庆的烟雾缭绕于仪式现场。
与此同时,鲜艳的五星红旗亦在海关大楼、中国银行大楼、迦陵大楼(今南京东路99号)等各大机关办公场所的楼顶高高飘扬。远远望去,她们如同一片片彤霞、一柄柄火炬,昭示着新中国、新上海红灿灿的希望和未来!

▲1949年10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今江西中路187号)门前举行的升国旗仪式(上海市档案馆藏)

▲1990年代,上海的国旗生产车间(上海市档案馆藏)
《义勇军进行曲》:
从抗日战歌到国歌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首映。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也随着影片热映而响遍大江南北。
《风云儿女》由上海电通公司摄制,许幸之执导,田汉、夏衍编剧,聂耳配乐。东北义勇军总司令、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作为出品人,为影片慷慨投资。

▲1937年《抗战画报》第七期刊登的《义勇军进行曲》词谱与相关版画作品(上海市档案馆藏)
电通公司是中国早期私营电影企业,也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借助社会关系建立的左翼电影拍摄基地,摄制的《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等影片在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贡献。
1934年初,田汉接受电通公司委托,创作了一部名为《凤凰的再生》的抗战题材电影剧本。然而就在剧本筹拍之时,田汉却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为了尽快开拍,夏衍亲自出马,将剧本改写成电影脚本。其间,电通公司导演孙师毅征得田汉的同意,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1935年2月,许幸之接手导演《风云儿女》,得知影片即将正式开拍,田汉遂在狱中写出主题曲歌词,请前去探监的同志辗转带出。聂耳得知后,自告奋勇,一气呵成便创作出主题曲初稿,后又经修改完善。但田汉并未对主题曲命名,而聂耳创作的歌曲总谱上,也仅标注曲式为“进行曲”。最后,还是影片投资人朱庆澜,在“进行曲”之前,加上“义勇军”3个字,才将主题曲最终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5月3日,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任光的主持下,由许幸之、郑君里、金山等7人临时组成的电通公司合唱队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首次录音。如今,《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版就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义勇军进行曲》首版唱片金属模版封套及头版(中国唱片(上海)有限公司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在1949年七八月间的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求活动中,共收到国歌应征作品632件、歌词694首,但对照国歌的标准,这些应征作品尚有明显差距。还是在1949年9月25日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但有人主张对其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一句加以修改。毛泽东表示:“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大家一致赞成。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1982年12月4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正式被写入宪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来源:“中国档案杂志”微信公众号)

▲开国大典上军乐队奏响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来源:北京日报官网)
国徽:从诞生到首批制作
国徽的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系与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人领衔的中央美术学院团队共同参与完成。1950年6月,经多方论证优化,融合了天安门、齿轮、麦稻穗、五星等核心元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之后,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出生于上海宝山的高庄承担了立体浮雕模型的设计制作任务。他在塑造过程中,对图案进行精心调整,使图案更加庄严挺拔、规整统一。9月2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正式公布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

▲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命令(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参加国徽设计的部分人员(中央档案馆藏,来源:“中国档案报”微信公众号)

▲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上海市档案馆藏)
国徽方案确定后,制作首批金属国徽以迎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典的任务迫在眉睫。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上的“陈福昌翻铜作”承接了此项重任。在时间紧、任务重、缺乏大型设备的情况下,工匠们采用翻砂浇铜工艺,成功克服技术难题,于1950年9月底如期铸造出8枚直径1米的铜质国徽,送往北京等处。首批国徽的生产制造体现了上海工匠的大局意识与高超技艺,成为“上海制造”的重要历史见证,也让上海这座光荣之城与国徽结下不解之缘。

▲林伯渠关于由上海厂商承制国徽致陈毅电(来源:“虹口往事”微信公众号)
▲1950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致谢陈福昌翻铜作的函(来源:“虹口往事”微信公众号)

▲1950年9月29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总务处出具的国徽收据(来源:“虹口往事”微信公众号)
信息来源: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