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共产党每年要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将于1924年召开。其实，早在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即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

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四大的通知（来源：中共四大纪念馆）

但一个隐秘原因，使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四大的会期改为12月20日，继而被推迟到1925年1月，这就是：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尚未取得共识。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领导。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鲍罗廷（时任国民党顾问、共产国际秘密代表）过于注重国民党的力量，将大部分援华经费划拨给国民党。对这个代表的做法，中国共产党表示强烈质疑。同时，如何增强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加强在工农群众中的力量等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答的问题。

来自国共两党的情报，让共产国际得出结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的冲突需要解决，中共中央自身的力量亦需加强。

为很好地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1924年11月底，维经斯基衔命赴沪。他的到来让陈独秀甚为振奋，两人之间虽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但自1920年初次见面后，双方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维经斯基未敢懈怠，立刻开始了第一项工作，他与陈独秀、彭述之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三人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虹口川公路的一条弄堂内，中共四大正在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举行，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弄堂内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参会的维经斯基则装扮成“外教”。此外还安排一位江苏女工在楼下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1日午后，弄堂内的平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预备度过又一个年关，他们没有注意到身边的这次会议。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

中共四大纪念馆中的广吉里沙盘和视频资料（来源：东方网）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维经斯基则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

在中共四大召开期间，周恩来颇为引人注目。他于1924年7月底从巴黎回国，同年10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中共四大上，年仅27岁的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他对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总结提炼。

出席四大的天津代表李逸晚年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称赞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

李逸撰写的《中共“四大”会议琐记》手稿（中共四大纪念馆藏）

对于会议期间的食宿细节，李逸也深刻印象：主食不过是塌棵菜加零星的五花肉片；他和部分外地代表和衣睡在三楼的阁子间，棉被长度不够，只得和衣而睡，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大会闭幕后，他又滞留上海，孤寂地度过了农历新年。

为国共合作呕心沥血的李大钊未能参加这次大会，而是协助扶病北上的孙中山，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积极奔走。这位党的重要创始人，有生之年仅参加过中共三大，而缺席了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

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为筹备中共四大做了很多工作，此时他还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由于事务繁杂等原因，1924年底，毛泽东病倒了，不得不回湘休养，所以缺席了中共四大。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曾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

中共四大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前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中激烈争论的场面，整个会议期间体现出和衷一致、团结向前的精神。以至会议的记录员郑超麟，虽然做了大部分会议记录，也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1925年1月22日，也就是农历除夕的前一天，陈独秀宣布会议结束时，会场虽肃静，但涌动着令人振奋的激流。

中共四大会议情景再现（来源：新民晚报 张龙摄）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和彭述之等五人组成中央局。从中共四大到五大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里，全体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两三次会议，这五人主席团实际上领导了党中央机构的运转。此时的中共中央机构较过去健全了很多，正式成立了中央组织部，下设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和党员训练三部分，陈独秀兼任该部主任。

1925年，中共四大诞生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决议案。

为了充分探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代表们等待瞿秋白、谭平山1月15日赶回上海后，才于16日展开全体讨论。这个困扰共产党的问题，在探索与争鸣中取得共识：“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指导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被分配做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再同国民党发生直接的联系，保持了可贵的共产党的组织独立性。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中共四大纪念馆藏）

大会将组织建设上升到极端重要的高度，视为“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将组织建设的重点落在支部建设上。为此，新修订的党章将原来“有五人以上可组织小组”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至今，支部、基本组织等概念仍在沿用。

同时，简化入党程序，把过去须先入共青团而后入党的做法，改为直接入党的办法：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经支部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批准，即为候补党员。这与今天发展基层党员的做法一致。从中共四大开始，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各级党的领导人称为“书记”，这一称呼也沿袭至今。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中共四大纪念馆藏）

随着峥嵘岁月的飞逝，除保留若干决议案与宣言外，中共四大召开的地点、与会代表等记录均告阙如。加之参会代表渐次离世，关于会议的记忆更是日渐模糊。抗日战争中，中共四大会址毁于炮火。

新中国成立后，会址的考证工作一波三折，出现多个回忆版本。直到1980年代中期，已经80多岁的郑超麟亲临现场，几经勘察后才得以确认。作为大会的向导和记录员，郑超麟的回忆对中共四大的考证起到重要作用，他说：“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材料。”郑超麟在《怀旧集》中对大会召开原因、会议细节、会议代表等均有回忆。出席大会的20位代表，一直存在几种说法，后历经党史专家的考辨，于21世纪初方才取得一致意见。

中共四大纪念馆内关于中共四大遗址的相关展板 

走群众路线，是中共四大的重要议题。中共四大提出了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1924年12月19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中称，中共四大的“中心议题是党渗透到城市工人群众中去的问题……同时，代表大会应该找到把群众集中和组织起来的各种方式”。大会就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做出决议，要求党员深入工厂、农村一线，帮助他们成立劳动学校、互助会；利用每个群众集会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自此，共产党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初步筑牢了党的生命线。

中共四大召开前，李立三、刘华等就深入上海工厂基层，于1924年9月1日在槟榔路278号德昌里（今普陀区西康路安远路口）成立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工人唱戏，下棋，打台球，还免费办起了识字班、讲演会，吸引许多工人前来参加。李立三、邓中夏、刘华、蔡和森、恽代英等时常前去讲课，工人风雨无阻“到夜校去听道理”，工友俱乐部成了具有向心力的大磁场。

《沪西工友俱乐部草章》（来源：上海普陀档案）

在一系列接地气的宣传工作中，短短三个多月时间内，有19个纱厂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组员发展到近千人，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工人中初步扎下了根。日商内外棉七厂的顾正红常参加识字班学习，逐渐成长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

1925年，五卅运动由上海肇端而影响全国，一批“顾正红们”一跃成为先锋战士。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已达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同年，返回湖南的毛泽东创办了韶山农民夜校；广东省成立了省农民协会。一年后，国共合作开展的北伐运动席卷江南半壁江山。

在工农运动风起云涌中，共产党的影响遍及全国，党员数量增长迅猛。中共四大召开时，仅有994名共产党员，至年底达1万人，到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近5.8万名，两年多里党员数量增长了57倍。同时，党的组织呈暴发式增长， 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以外，全国都建立了党组织或有了党员。亲历中共四大的蔡和森由衷赞叹：“第四次大会是形成群众党的开始的基础，因此在党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1925年的中国并不太平。据记载，该年云南大理地震，死伤万余人；河北、广东、广西等省发生罕见虫灾；四川瘟疫大爆发，死亡20余万人。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此后，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合作建立的统一战线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积聚了社会前进的正能量。在走群众路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宣传性的小团体发展为群众性的大党”。中共四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